2011年下半年，资源税改革的区域覆盖面已逐步扩大，一年可使地方财政增收约600亿元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利益坐标，那些公开宣称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，在做出政策建议的时候，背后的动力依然是价值判断和利益取向。找回公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主张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市场化，有一种理由：公平导致低效益。

要提高总体经济效益，必须提振内需。以至于后来有人指责斯密，说他提倡自由贸易是假，谋求英国利益是真。而前者却认为，只有当货物被分配到那些能从中获得最大效用的人手上，才能获得社会效益。政策建议中的利益增减，不是简单的数字运算，那关系到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变迁。这个两部曲的蛋糕理论至少有四个问题。

如果知道几百年后，有的经济学家会把他当成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挡箭牌，作为道德学家的斯密必定要愤怒，而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也是要郁闷的。真是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——拿自己开刀。十二五期间，政府相关部门会逐步推出相应的政策措施。

我们设想，根据低水平，广覆盖的原则，能不能先搞一个全国统一的、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标准和最低养老金标准，在基础制度和绝对水平上统一起来。除此之外，为了增加公众在养老问题上的责任感，普遍引入了个人账户，同样是雇主、雇员缴费，但记在雇员名下，以鼓励个人储蓄、投资，补充养老。这主要靠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投资运作，包括国债、股票等的组合投资。由于中国家庭的储蓄倾向很高，不需要通过个人账户来强制储蓄。

从社会层面来看，过多强调个人账户，还会对社会统筹造成冲击，不利于养老保险体系的稳定。80年代以后，西方国家开始对养老制度进行改革。

即使是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全国统筹，也需要对目前的财政预算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。但是从整体上看，养老金账户的保值还有可能，增值是十分困难的。这就是所谓国民待遇问题。根据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，我们建议将有5年以上城市工作记录的农民工，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制度。

不能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，忽视他们作为中国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。对于城市、农村目前没有被各类养老保险种类覆盖的老人，应当根据其实际经济状况，决定是否发放国民养老金。从国际经验看，还是要坚持在同一缴费标准下，根据缴费多少来发放养老金的原则，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。其资金来源不是养老保险统筹缴费，而应由政府另行筹资解决。

只有把工资问题说清楚、弄公平了，才能实现养老制度上的统一。但社会领域的改革是路径依赖的，个人账户既然搞了，也不好随便取消。

把农民工等有工资收入、但标准较低的群体逐步纳入养老保险，并逐步建立带有社会救济性质的老年保障网。我国的《社会保险法））已经在今年11月1日通过，总的形势令人鼓舞。

个人账户整体增值的前提，是存在一个投资稳定增值的证券市场。如果工资制度本身有问题，养老问题就难以规范。工作的一代人数量减少，退休的人越来越多，养老保险的赤字越来越大。但现在，由于交通条件和信息条件的改善，除级差地租外，地区之间的一般物价水平的差别并没有这么大。外国移民在美国有5年工作记录的可以申请绿卡，在英国有7年纳税记录的可以申请公民身份。虽然是大家按工资一定比例缴纳养老金，最后领取的养老金也差不多，但是有代际调剂作用。

所谓公平养老只能做到老有所养，不可能统一养老金的发放标准。但是60年代以后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。

加之中国证券市场还不成熟，搞了个人账户也无法保值增值。这样才能通过一般性的转移支付，解决地区之间养老缴费与实际养老负担不平衡的问题。

这是体制改革过程决定的，与工资制度也有很大关系。一方面是老龄人数节节攀升，一方面是养老金缺口渐渐拉大，面对这一尖锐的矛盾，不得不令人担心：当我们进入老年时，谁来为我们养老？如何实现养老制度的统一性首先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被地域分割、身份分割，导致该制度在适用地域和适用对象方面丧失了统一性。

养老保险的基本做法，是工作的一代人缴费，给已经退休的人发养老金，即所谓现收现付。发达地区工资高，按比例多缴的部分可以变成补充养老保险。虽然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政府愿意看到的局面，但是物价的上涨却是不可避免的，其根本原因是成本推动。首先是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大，比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发达地区的养老金就比其他地区高很多。

其主要做法一是延长工作年限。地区之间不仅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比例不同，缴费比例不一样、收缴部门也五花八门。

真正实现老有所养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其次是同一地区的正式工和派遣工、城市工和农民工，工资待遇上的差别也很大。

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是有区别的。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不错，目前保值增值的前景还不错。

中国农民在城里干了十几年，就因为是农村户口，不能够享受城市居民的各项权利。虽然各地都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，实际上的执行情况并不好。不过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统筹和社会救济上。个人账户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意义。

德国、英国的渐进模式值得借鉴：每年增加6个月的工作年限，10年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，社会心理上比较容易接受。如果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没有解决好，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也无法规范。

我们是发展中国家，超过一半的劳动人口没有工资性收入。身份歧视不仅政治上不正确，而且违法。

另外，养老保险制度和工资制度有密切联系。况且，由于用工制度不规范，短期合同、长期雇用的情况也不少，一些雇主根本不给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。